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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广东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19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作者: 时间:2019-04-28 点击数:

2019年4月27日,“广东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19年学术研讨会年会”学术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广东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共同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绿色发展法治研究中心、法学院、区域一体化法治研究中心共同承办。会议由广州绿色发展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谈萧教授主持,广东省法学会薛晓光副秘书长、广东省资源环境法学会会长李挚萍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阳爱民副校长,以及来自韶关学院、中山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广东石油学院的多位学者和专家出席了会议。大会开幕式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阳爱民副校长回顾了广州绿色发展法治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对大会胜利召开寄予了希望。薛晓光副秘书长对会议主题“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法治理论与实践”予以了充分肯定,广东省环境资源法学会会长李挚萍教授对会议主题研究意义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前景进行了阐述。会议围绕着“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法治基础理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法治基本制度及其协调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环境治理问题与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其他相关环境法治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会的专家、学者从自身的理论关切和实际经验出发,就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现将各方学者主要观点简要综述如下: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法治基础理论

在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从不同的视角,发表了真知灼见。

中山大学李挚萍教授在会议中就大湾区规划中的环保定位、大湾区建设中环境保护的新要求、大湾区环境法制的新使命发表了看法。李挚萍认为大湾区建设规划充分体现了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内涵。大湾区建设的总体定位与战略定位包含了环境保护定位,提出要“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战略定位中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大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绿色发展,保护生态”;大湾区的发展目标中包含了绿色发展目标:到2022年要建设成为“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到2035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着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大湾区将从环保产业目标、能源安全保障、水资源安全保障、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土壤环境保护各方面全面推动大湾区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环境与发展和谐的宜居宜业的美丽大湾区。这对大湾区的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大湾区将推动环境高质量、环保高标准,实现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促进环保产业发达、环保技术先进,推动环境资源与能源产权市场成熟,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促进环境金融工具多样、提供多元基金保障,推动区域环境协同有效、沟通顺畅。李挚萍教授还指出,大湾区环境问题具有常规性,中国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湾区都有。城市化和开发程度高,污染高度密集、环境风险高,资源稀缺、环境资源共享程度高、相互依赖性强,陆海交错、生态风险涉海涉水性强,大湾区环境问题还具有跨区域性。大湾区实行一国两制,在法律上一地三法域,十一个行政区域。这给大湾区环境保护带来了挑战,各地区的行政权力运行架构不同,经济发展竞争激烈,环境影响交错、环境利益分化,环境保护水平有差异。因此,大湾区要在环境立法模式上创新,进行多层级立法,建设示范法,加强合作协议。同时要推动可复制,可常态化的有效执法机制,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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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程雨燕教授就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发表了看法。程雨燕教授认为湾区建设初期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国际先进湾区经验表明:湾区发展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有限的生态资源、环境容量与经济发展、人口激增之间的矛盾。结合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等世界着名的国际先进湾区的经验,环境问题并需要凭借有效的规制工具确保规划、协议及立法的最终落实。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正是一项重要的科学规制和决策工具,可以为粤港澳大湾区环保合作及项目管控提供具体的路径。程雨燕教授提出,比照国际习惯法规则并考虑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性,粤港澳大湾区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于可能引起重大跨区际环境损害的活动,行为地要在其实施之前对其潜在的跨区际环境影响进行预测、评估,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期减少或消除该活动可能对环境产生的重大不利跨区际影响。程雨燕教授还指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在制度层面的实施推进仍然不足,应当通过建立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为其环境治理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合作机制。推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对国际先进湾区的经验教训的借鉴,结合了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殊政治和法治背景,顺应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格局。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实践,实施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主要需解决评价范围、公众参与、评价标准和协调监督四个方面的问题。同时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实施应通过签订三方协议的方式加以认可,通过粤港澳各自法律体系的内化具体推进,依据“就高不就低”原则协调制度差异以尽量减少运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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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开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李其泽处长针对基层拆除违章建筑与《土地管理法》执法难的问题发表了看法。李其泽处长通过基层执法的丰富实践,列举了相关拆违案例,分析了《土地管理法》执法中存在的矛盾,就广州市黄浦区历史遗留违法用地中的问题与法律适用进行了深刻剖析。同时李其泽探讨了基层执法中的诸多难处及其解决方案,基层执法一线人员少,法律素养不高,需要普法。现实中执法难,历史遗留违法用地多,拆违工作推进缓慢,李其泽处长向广大法学工作者伸出了橄榄枝,希望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部门合作,希望高校教师多去一线基层调研,合作开展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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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法治基本制度及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一区三法域的现象是大湾区中的独特现象,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研究兴趣,来自中山大学、韶关学院、广东海洋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就“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法治基本制度与协调机制”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古小东教授就“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机制的优化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进行了发言。古小东教授提出,粤港澳生态环境协同已经进行多年,区域协调非常重要,如何去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机制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应该基于数据资料的分析,结合环境科学、环境管理、海洋科学的知识,最终回归到法学对相关的法律制度构建中去。粤港澳大湾区大气环境的质量相对于渤海湾乃至长三角都更好,但海洋的生态环境实际上不容乐观,海上垃圾更为严重。广东省的海洋垃圾自2015年底特别是2016年8月份以来,海上违法倾倒废弃物呈现“井喷式”增长。在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方面,协同保护的领域较广,以磋商为基础,组织机构包括联席会议、合作小组、专家小组、专题/专责小组等多种形。协同机制存在不足,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同,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尚需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管理对象分离,陆海统筹不足导致“碎片化”困境,粤港澳三地的法律、政策、环境标准以及行政架构不同,制度政策的实施保障尚需协同强化,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机制的优化构建。古小东教授提出,应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加强大湾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监测、评价和预警,建设“智慧湾区”,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应实现利益责任协同:以“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结合各地的人口经济资源环境适当考虑“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合理分配各地的污染负荷量;应推进保护主体协同,完善构建多元共管、联防联控的协同治理格局,强化府际合作,并提升公众的有效参与和监督;应促进保护对象协同,以“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建立实施从山顶到海洋、从天上到地下、陆海统筹的基于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模式;应实现政策工具协同,综合运用协同优化大湾区环境协议、空间规划、生态补偿、环境标准、绿色金融税收等政策工具。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吴军辉教授详细地介绍了澳门环境法体系与行政执法。澳门保留了经典的大陆法系的特征,立法体系具有两级化。在环境行政执法方面,受到已有的一般性的行政法规的约束,如《行政程序法典》,以及行政救济方面的《行政诉讼法典》。吴军辉教授介绍了澳门环境法治中的刑事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与行政法律责任。澳门刑法中有污染法律罪。故意犯罪的,处八年以下一年以上有期徒刑。过失犯罪且已造成实质危险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未造成实质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同时,在澳门行政法中,普遍存在一种较为特殊的行政刑事违法行为,即违令罪。普通违令罪的处罚是最高1 年的有期徒刑或最高120日的罚金。罚金总额可依据折算标准确定。澳门环境民事法律责任主要是赔偿,行政法律当中主要是罚款,比较特殊的是企业负责人不履行可以追究责任。吴军辉教授还提到,在1964年,澳门政府设立了“保护自然与海外委员会”,1979年,“保护自然与海外委员会”被“保护自然与维护环境地区委员会”取代,并于1989 年更名为顾问性质为主的、但具有一定的行政权的、享有公法人资格的“环境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权在1999年获得进一步加强。其次,在执法主体方面建立了大量的环境执法局,治安警察局可以对污染噪音行为进行直接处罚。有广泛的执法权,在执法程序方面,有行政程序法,还专门制定了专门的行政处罚程序。在澳门环境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执法程序的规定通常比较简单,澳门有源自葡萄牙的《行政程序法典》,在行政执法程序方面比较完善。吴军辉教授以控制环境噪音方面的执法为例对澳门环境保护局享有的职责进行了阐述。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廖名宗律师就“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民事纠纷诉调衔接机制之构想——以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诉调对接中心为样本”发表了意见。廖名宗律师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民事纠纷诉调衔接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解决湾区案多人少以及生产专业化的需要,同时这一机制也是可行的,符合湾区规划纲要的要求,符合国家司法改革的要求。前海法院诉调对接中心近两年纠纷结案成功率40%左右,同时由于地理环境和法律环境相同,都属于民事案件,都有较高专业要求,都可以聘请外国及港澳专家,因此前海法院诉调对接中心的经验值得借鉴。廖名宗律师提出应建立环境民事纠纷诉调对接中心;在广州和深圳和珠海三市中级法院设立分部;将粤港澳三地律师协会、高校及科研机构、鉴定机构、产业行业协会等组织引入法院;建立特邀调解员名册,人员是熟悉环境法律或环境科学的专业人员;环境民事纠纷诉调对接中心将在先行调解制度、涉外、涉港澳案件联合调解制度、第三方评估制度以及司法确认制度方面进行创新。

韶关学院梅献中副教授阐述了关于动物的法律主体问题的思考。梅献中副教授提出,动物的法律主体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在法学上,主体是指在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或负有义务的人,此处的“人”通常又称为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不过,法律上称的“人”与日常生活中所称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有着不完全相同的涵义。通过对主体问题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某些历史时期,有的人并没有主体资格。经过长期的发展,人的主体资格不断完善。所以应该思考哪些动物系统对人比较重要,如何解决动物权利不足的问题。动物本身没有一定的权利能力,我们的制度是否能代替动物行驶权利等问题。梅献中副教授指出不能把动物一般的客体来对待,有些动物享受的权利在一些法院中是被认可的。在这一问题上应确立三个原则:即人类利益优先原则、利益衡量原则、生态系统平衡原则。

北京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陈勇儒律师就“行政一体”原则在环境行政案件中的应用发表了看法。陈勇儒律师提出,在环境领域里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是大量的行政部门发布相关文件,在发布过程中没有规范程序,也没有咨询专家意见。实证分析“行政一体”原则在环境行政案件中的具体适用,对承担行政复议职能的市级以上生态环境行政职能部门影响较大。“行政一体”原则确定了在环境行政复议案件中,对相对人的环境相关行为的违法性审查,非以原行政决定作出而是以具有外部法律效力的行政复议决定的作出为结点。复议机关应“无视”原行政决定,针对案发时的行为复议审查时,如遇新旧法适用问题,应以生效实施的有利于相对人的环境法律法规为基础评判相对人的行为,判定下级机关的环境处罚决定是否符合行政合理性原则。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任颖助理研究员介绍了《风险治理视域的能源法律体系建设研究》。任颖指出,风险社会实际上影响到整个社会,能源法上变革的过程上非常艰巨的,环境领域的所有问题实际上都是能源问题。在现代风险治理的角度下,能源领域上比较特殊的。论文里分析了根源性问题,我们国家的能源体系和能源成果上面存在不平衡,从更为根本的层面提升能源法律体系的风险治理效能。能源法面临的问题包括既有的规范机构同能源经济与环境的再平衡要求存在差距,既有规范内容未能从根本上推动能源法律与政策深层次矛盾的解决,既有规范体系未能形成应对能源风险的综合性、协调性格局。对此,任颖老师提出应该以国内能源法治建设与国际能源法律规则有效衔接提升风险治理效能;在能源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与现代风险不确定性的张力间取得平衡;提升能源法律体系有效预警及应对风险的可行性、实效性;形成严密的风险防控网络和全面的监测预警系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余彦助理研究员就《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研究—对《人民陪审员法》相关条文的理解》发表了看法。余彦指出,《人民陪审员法》第14、16、22 条共同搭建起了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基本框架,为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有序运行打下了基础。但是,三个条文过于抽象、模糊,甚至存在缺漏,对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中的特殊性回应不足。对于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陪审员选任方式、参审方式以及专家陪审员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还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司法解释和后续立法加以解决。

在该阶段的与谈环节,韶关学院法学院陈军教授、雷群安教授就与会发言进行了点评。陈军教授指出古小东教授的《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机制的优化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探讨了协同问题。协同其实就是党提出的共治共享协同治理,运用多种的政策工具。不仅包括法律具有滞后性,合作治理不仅包括区域之间的,还包括政府和政府之间的治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平级政府通过公和私之间的治理。协议具有软法行政、治理方式的变更,从原来的管理。多种规划工具的适用:利用协议、保护主体协同、政策工具协同。大湾区围绕多种规制工具的适用达到某种目标。吴军辉教授的《澳门环境法体系与行政执法概览》系统精细的介绍了澳门,为了解澳门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廖名宗律师的《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民事纠纷诉调衔接机制之构想——以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诉调对接中心为样本》,建议在进入立案前进行调解,在原有的框架下进行先行调解制度、涉外、涉港澳案件联合调解制度、设立第三方评估制度、司法确认制度。对大湾区的诉调对接机制进行了详细的路径探析。梅献中副教授的关于动物的法律主体问题的思考。法律主体只能是法人或法律上的人,包括人工智能、基因变异、基因编辑基因编排,不能突破伦理。陈勇儒律师的论“行政一体”原则在环境行政案件中的应用,但是在行政复议中提行政一体化,司法实践没有出现这种,这个是值得商榷的。任颖的风险治理,现在的法制带来的法制挑战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向未来,这种挑战队人类怎样去预防,怎么去协商,专家论证怎样进行需要进一步思考。余彦的人民陪审制度,选题非常新颖,解决问题意识很强。陪审制度在环境公益诉讼非常重要,我国的陪审制度有自己的国情。在实践中陪审制度,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实践中推行的制度能否真正的达到其目的和动机值得商榷。

韶关学院法学院雷群安教授对于古小东教授的《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机制的优化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里面提到区域生态协同治理要建立经济共同体、因地适宜非常好的,每个地方的地情不一样,古教授对区域协同机制的执法主体、程序、责任等方面进行了介绍,更细深刻的了解了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机制。吴教授的《澳门环境法体系与行政执法概览》,充分认识解澳门特别行政区环境法体系及其行政执法。对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大的启发。廖律师的《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民事纠纷诉调衔接机制之构想——以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诉调对接中心为样本》,在廖律师的文章中建议在进入立案前进行调解,从必要性、可行性等方面介绍了诉调对接制度。梅教授的关于动物的法律主体问题的思考。在环境危机严重的当今时代,动物的主体地位问题得以彰显,不断被纳。法律主体只能是法人或法律上的人,那么是否可以赋予某些动物更多的类似于人的“权利”,使之作为有限的“法律主体”,这个还是有待继续讨论。陈律师的《论“行政一体”原则在环境行政案件中的应用》,我觉得在行政复议中提行政一体化,司法实践没有出现这种,这个是值得商榷的。任颖的风险治理,加强整合、提高环境风险的能力很有必要。余彦的人民陪审制度选题角度新颖,陪审制度在环境公益诉讼非常重要,在实践中陪审制度,还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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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环境治理问题与区域协调机制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波教授就“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法制化问题”进行了探析。马波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进行了介绍,提出了为什么要从政府环境责任法制化的角度来探讨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同时对政府环境法律责任法制化的实现路径进行了解析,从生态安全的角度切入,以生态安全为着眼点具体阐释,包括:以生态安全为着眼点落实政府环境责任法制化,以生态安全为依托落实设置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以生态安全为基本价值目标拓展政府环境责任。马波老师提出对政府环境责任概念应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方面是国家环境义务,它主要是从义务的角度切入,还有一个是从政府环境责任的角度切入。澳门、香港虽然都关心环境问题,涉及到利益这一块,也涉及到各方面。粤港澳的环境指标标准不一样,我们达标了不一定在香港就达标。我们在具体的法治化建设当中确实是存在着很多的困难。

广东财经大学幸红教授就土壤污染修复治理中地方政府联动协作机制进行了研究。2016年5月,国务院出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到依照“国家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原则构建属地责任的土壤环境管理体制,明确探索建立我国跨行政区域的土壤污染防治联动协作机制的重要性。由于缺乏地方政府联动协作机制,所以我国土壤污染修复治理中地方政府联动协作机制运行中存在的各区域间的合作体系层级低、法律配套欠完善,地方政府间竞争无序、资源配置不合理和地方政府协作机制权责不明等问题。提出构建“多元共治”体系,完善协作运行配套机制;发挥市场主体协调自主性,建立生态利益补偿激励机制;厘清权责关系,明确协作管理责任等路径。

华南农业大学王权典教授以《广东省林权争议调解处理条例》创制为例,就林权争议调处的基本依据、证据规则及程序机制进行了探讨。王权典教授提出关于资源权属问题,环境法研究应该引起重视。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关于生态保护用地非常重要,怎么保护好利用好而且涉及到相关利益关系的调整非常重要。呼吁学者关注。以前土地划分以利用为中心展开,划分为三个类型,这是很不科学的而且很不合时宜,对进行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造成制约。按我们现在大规模生态环境建设,要确定对保护地进行立法。连土地管理法里也没有生态保护地的地位,连概念都没有,需引起重视。现在自然资源部关于资源权属的确权问题有规章性的文件,但不是正式的立法。在大湾区的建设中这一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土地利用保护要精细化,涉及保护地立法相关的法律关系如何调整可以重视一下。现在关于土地权属的争议不只是开发的权益,还涉及到生态利益问题。另外能不能在立法上确立生态保护用地的法律地位,利用物权法里面的地役权。协调环境。目前立法不足,需要通过项目之间通过签订协议调整。不能把生态系统割裂。建立生态廊道防护设施。按照传统财产权的观念还不足。呼吁同行们对这方面的问题,未来的空间规划、空间利用和保护的问题,相应法律制度调整的不足,多元化思考。

广东财经大学谢伟副教授就《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防治法的差异与协调》发表了看法。谢伟教授指出,现在的协调机制主要是府际协议,但是府际协议的效果如何突破,在大湾区的框架下有所进步。大气污染有三方协定,但是对于水没有。李挚萍老师:粤港澳最早的就是关于水的协议,主要是供水问题,水的质量,如何防护,特别是日常饮用水的保护。香港在水的方面民间补偿也不少。港澳是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但是广东无独立行政权,需要中央授权。行政权力层次不同,问题就在这。很多问题需要公法层面的关注。

广东海洋大学谢玲副教授针对海洋生态损害法律救济的多元路径之协调发表了看法。谢玲教授结合康菲溢油案以及粤西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分析了海洋生态损害法律救济中存在多方利益主体之请求权基础不明、不同救济制度的功能定位不清导致不同法律救济制度之间的衔接不畅的困境。解释了为什么需要协调的问题。海洋生态损害行政矫正在生态损害法律救济中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并在预防和惩罚领域发挥着基本功能,但行政矫正有其功能限度,即使通过完善和创新行政矫正制度亦无法实现生态损害之充分救济。同时指出了具体如何协调的问题。海洋生态损害司法救济在生态损害救济中发挥着监督和填补的独特功能,可以弥补行政矫正之不足;海洋环境行政权运行的状况又直接影响着生态损害司法救济的实效。因此,需遵循“行政权优先”原则、协调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机制与其他生态损害司法救济方式之间的关系、实现海洋生态损害行政矫正与司法救济制度的衔接,以发挥海洋生态损害法律救济制度的整体功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熹副教授就央地关系视角下的广东光伏补贴政策进行了研究,发表了看法。陈熹指出,光伏行业对政府补贴依赖严重。2018年5月31日国家能源局的光伏补贴退坡政策,给光伏行业带来重创。在此调研背景下对广东省光伏行业的调研,着重研究了地方政府的光伏补贴政策对光伏产业的发展的作用,在“531新政”中央政府补贴退坡后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中央与地方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特点决定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可以发挥更好的能动性,广东省具有优越的光伏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优势,广东的佛山、东莞、深圳等地区一系列的地方补贴政策促进了该地区光伏产业发展,应该保持。同时,地方政府的补贴政策应该要继续发展,并进行积极的政策引导,促进广东光伏产业稳定、健康、有序发展。

广东省社科院黄晓慧教授进行了点评。她提出,谈到政府责任和职能的问题,马波教授对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如何协调,涉及到政府责任特别是环保这块,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性探讨。幸红教授讲到协调的问题,232页中特别提到了广东环保厅和韶关先行区的协议,在这里提出这一点是对区域协调的时候怎么协调,特别是上下级的时候,通常是签订协议。以这样的方式落实政府职能。讲到现实应该如何落实到实处。王权典教授讲到生态补偿的问题,是我们要探讨的。土壤是不是可以纳入到流域的架构里面。对政府之间的协调提供是方向性的路径研究。谢玲教授提到行政权的限制。就我的了解,仅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例如环境影响评估就是来自美国的环境政策。政府用公权限制公权实际上做不到。环保的架构实际上也有行政符合权。美国有很多针对环境影响评估的报告,以此跟政府打官司。司法符合是有民间提出的。我们现有的环境公益诉讼是从新环保法后才开始的,还很难区分。考虑到实际情况,费用个人也难以承担。环境保护有双方的代价和平衡。

广东财经大学李丹讲师指出:在其他世界湾区,不同国家之间都能做到融合。我们的难度主要是一国两制的突破,从自下而上的路径,例如民间智库。借鉴欧盟指令,设置一个指标,各成员国去实施,以此拓展协调路径。不只是在政府之间,在政府和民间等也可以有第二路径的选择。

华南农业大学王权典教授指出:研究大湾区的环境法问题,李老师从大视野给了我们一个框架的基本指导。我们的研究要转化为政策还需要有针对性,不能泛泛而谈。环境问题要结合重要规划和要素,有针对展开研究会更有意义,更容易引起注意。可以结合立法、案件的参与或者其他法治主题展开。例如海岸带怎么保护、湿地资源怎么保护。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波教授指出:针对海洋保护法,公益案件是不是有独享权,是不是应该有民事的社会组织的诉讼,不必纠结。法院就是按照法条和司法解释操作。

广东社科院黄晓慧教授指出:可以不要把公益诉讼分民事刑事,把公益诉讼拿出来让司法权更好的达到。民间社会组织的诉讼是一个配套措施,从论文来看要政府做的事情太多。《补充协定》香港可以过来广东做监测。香港本身有司法幅合制度,本身的环保力度执行强度和力度我们不能跟他比。向香港地区学习。

中山大学李挚萍教授指出:环境法基本范畴。公共利益如何区分,谁来代表,怎样得以实现这些问题,环境法的理论支撑还不够,环资法研究会还是比较重视这个问题。概念抛出来都说不清楚,指向的是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以前的环境法学受环境科学的影响,基本理论还是继续要做。第二个问题是,一国两制情况下怎么谈法律方面的协作。我们要知道环境问题是为经济开发设置边界的,不然又会出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环境保护要协同并进。一国两制不要总理解为障碍,这也是优势。港澳也有先进国家留下来的东西,港澳有些地方环境保护比我们好,不要忽视了港澳对我们的制衡作用,否则广东省的大气污染问题没那么早能采取措施解决。制衡性对我们的重要。香港土地开发密集,但土地利用率是最低的,香港把可能有邻避效应的项目放到我们这边来。要看到别人是怎么保护环境的。有合作也要有制衡。如果标准不向香港看齐,我们就永远只能承接。

针对环境法治研究问题,王权典教授、李挚萍教授、谢玲教授指出,深入行业、深入具体领域的研究出成果,有很大的价值。法学科是一个应用法学。多做一些实用性的研究。广州市律协韩冰律师提出,律所行动也紧跟大湾区,实务层面也需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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