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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余彦: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研究 ——以《人民陪审员法》相关条文为中心

作者: 时间:2018-11-29 点击数:

摘要:2018年新制定《人民陪审员法》第14、16、22条共同搭建起了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基本框架,为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有序运行打下了基础,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最新进展。但是,前述条文过于抽象、模糊,甚至存在一定的缺漏,对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特殊性回应不足。为形成适应环境公益诉讼需要的程序规则,对于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陪审员选任方式、参审方式以及专家陪审员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还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司法解释和后续立法加以解决。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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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彦,法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绿色发展法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经济法学,环境法学;

本文原刊于《法治研究》2018年第6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注释已略,如需引用请核对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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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保护环境公益的重要制度,效果却并不理想。学界当前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起诉主体、裁判方式等相关领域,而对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关注相对较少。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看,陪审制度的完善,对环境公益诉讼审判的民主性、专业性以及判决结果可接受性的提升均大有裨益。2018年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其中第14、16、22条的规定标志着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正式建立,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一大制度创新,也势必为陪审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开创新局面。然而也必须看到,新法对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进行规定的条文仅有3条,如果不进一步细化、明确化,不解决一些核心问题,比如陪审员选任方式、陪审员参审方式以及专家陪审员制度等,那么,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运行依然会困难重重,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实践需求,无法发挥制度本身的预期效果。因此,本文试在分析法律文本的基础上结合既有的实践和研究,重点就《人民陪审员法》对环境公益诉讼特殊性回应不足之处进行研判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式,以期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一、《人民陪审员法》对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基本架构

我国陪审制度长期存在“驻庭陪审、编外法官”和“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陪审制度预设功能的实现,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概莫能外。这一情况招致了学界的广泛批评。2018年《人民陪审员法》的出台,是对我国长期以来陪审制度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司法改革以来审判工作改革试点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有利于扩大司法领域的人民民主。就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而言,新法的实施有利于形成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的优势互补,深化人民群众对公正审判和专业化审判的认知。根据新制定《人民陪审员法》的相关条文,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现有架构主要有以下三层次核心内容。

第一,明确了环境公益诉讼必须适用陪审制度。2018年《人民陪审员法》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下列第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二)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作为一项新型诉讼制度,包括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内的民事公益诉讼于2013年《民事诉讼法》的二次修改并出台方才结束了“于法无据”的尴尬境地。包括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内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更是于2017年才确立。因此,与之配套的陪审制度也在不停的摸索、变动之中。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出台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第3条第2款“涉及群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上实行人民陪审制审理”的规定可以看出,试点工作期间,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并不一定使用陪审制度。在后续的其他司法解释中,这一立场并没有明显变化,如2018年“两高”联合出台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公益诉讼案件, 可以适用人民陪审制。”而陪审制度如被规避,势必影响到环境公益诉讼的审判质量。基于陪审制度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审判的重大作用,《人民陪审员法》第16条在规定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必须适用陪审制度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合议庭人数,这是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一大进步。

第二,审理环境公益诉讼的合议庭具体人员构成基本确定。要最大程度地发挥陪审制度的作用,保障环境公益诉讼审判的公平、公正,仅仅对合议庭总人数作出规定是远远不够的。陪审员人数的多寡及其与职业法官人数的对比,直接决定了合议庭能否对尽可能多的不同种利益进行衡量以及相应的能力。基于此,《人民陪审员法》第14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案件,由法官担任审判长,可以组成三人合议庭,也可以由法官三人与人民陪审员四人组成七人合议庭。”可见,环境公益诉讼的合议庭必须由三名职业法官和四名人民陪审员组成。这一安排既保证了人民陪审员在事实审方面相对于职业法官的人数优势,从而使得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的复杂事实有了被最真实还原的可能;也保证了职业法官在事实审中能够听取到尽可能多的代表不同利益群体价值的声音,从而保障最终判决结果能够有效协调各方利益,进而增加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三,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人民陪审员的职能、权限基本确定。陪审制度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在案件审判中,对很多事实认定需要依据生活常识和专业知识才能判断,而陪审员大多来自与案件相关的各个行业,对社会生活比较熟悉,能够形成对专业化法官知识的补充,因此更有利于司法目标的实现。而如何确定人民陪审员在参与审判时的职能和权限,对实现陪审制度的制度价值至关重要。为了充分实现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司法民主价值,其完善路径既不是通过培训等手段强化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质,也不是将人民陪审员的权利限缩于认定事实。基于此,《人民陪审员法》第22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法官共同表决;对法律适用,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可见,新法是在肯定“法律审”“事实审”基本分野的前提下,确定了人民陪审员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与法官同等的“法律审”职能和表决权以及适当的“法律审”建议权,为人民陪审员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切实履职提供了初步条件。

综上,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立法现状是:任何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都必须适用陪审制度;针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组成的合议庭人数固定为7人,其中法官3人、人民陪审员4人;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人民陪审员享有和专职法官同等的“事实审”权利和对法律适用发表意见的权利。在看到新法相对于之前立法缺位和不合理有了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作为陪审制度基本法的《人民陪审员法》相关规定对环境公益诉讼特殊性的回应明显不足,亟待后续的司法解释和立法予以填补、完善。

二、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特殊性分析

从立法技术上分析,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作为一个相对成体系的理论,不可能由区区三个法律条文能够概括。作为一项特殊的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在诉讼程序规则的诸多方面具有特殊性,因而也需要能够回应这些特殊性的特别陪审制度与之配套。换言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有其必要性。即,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需要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以下四项特殊性进行回应。

1. 通过进一步明确陪审员选任方式,助力实现不同情况下的环境公益诉讼两造结构之均衡。传统诉讼恪守“直接利害关系”原则,而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往往与所提起的诉讼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在合理限度内对适格起诉主体范围进行扩张是通过公益诉讼维护环境公益的必然做法,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不同类型的起诉主体,其诉讼能力和自身性质差异明显,任何一种确定统一的法庭构造都无法确保环境公益诉讼两造结构在任何情况下都大致相对均衡。如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往往都是大型企业,与大多数情况下作为起诉主体的民间环保组织和个人相比无疑在人力、财力、物力上都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被告面对具有“民意官办、民办官助、官民结合”半官方性质的环保组织(如中华环保联合会),甚至是同时兼具法律监督机关和环境公益起诉人双重身份的检察机关时,原本为实现实质正义的倾斜性配置法庭结构最终可能更多起到的是反效果。

类似的情况同样存在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中。很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背后的更深层次事由其实是针对环境污染,环境行政部门应当管且可以管好但没有去管或者没有管到底。因此有学者认为,改善我国环境的根本解决办法是摆正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位,完善行政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但是也应当看到,一方面,在多数情况下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被告的环境行政机关虽然看似强势,实际上却存在着权能不足的情况。无论是《环境保护法》,还是《水污染防治法》等专门污染防治法,虽然都有专章规定法律责任,但是对环境行政部门在环境执法内容上的具体授权,均为警告、罚款、责令停产、限制生产、限期治理、排除危害之类。但责令停业和关闭等真正具有强制力的处罚只有同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才有权作出,环境行政部门只有向其请求的权力。因此,环境行政部门面对环境污染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无计可施,这一情况如不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审判过程中予以重视,势必影响到案件判决的最终效果。另一方面,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具有强势原告地位的检察机关,在环境行政诉讼中同样居于强势地位。有学者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情况进行统计后指出,在试点工作期间所有进入到诉讼程序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无一例外全部胜诉。因此,在坚持陪审员随机抽选的原则基础上,根据个案实际情况的不同确定有所侧重地选择陪审员组成合议庭,有利于不同利益在判决过程中进行充分的考量和碰撞,是实现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两造公平对抗以及公平裁判的关键。

2. 通过参审方式的进一步完善,实现对能动司法作用范围的动态调整。环境公益诉讼维护的是环境公共利益,因此在诉讼构造上,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严格规制,审判权的地位也因此强化,使得原本应当消极的居中裁判者成为积极的程序管理者和推进者,而积极角色的扮演必定带有一定的能动司法的色彩。但是如果能动司法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如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出现的法院主动依职权对准被告进行调查取证、采取保全措施,通过明示或暗示手段鼓动潜在的起诉主体提起诉讼等行为,已经严重偏离了法院的司法职能定位而与环境行政机关的职能近乎一致。如若放任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则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价值有被环境行政执法吞噬的危险。从域外一些环境公益诉讼代表性国家的实践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度能动的司法对环境公益诉讼乃至整个环境公益保护制度体系带来的巨大冲击。在印度,法官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经常同意原告追加诉讼请求,甚至主动追加诉讼主体。例如在印度恒河污染案中,原告原本只就恒河流域污染最为严重的坎普尔的市政机构和几家主要污染工厂进行起诉,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法官将案件的审查范围扩展到了恒河流域所有大城市的市政当局。在印度的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比比皆是。过于主动的“能动司法”使得被告苦于诉累,进而影响到正常的生产和环境行政执法行为。为了抑制法院可能出现的过度能动司法,通过引入陪审制度对整个案件进行审慎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通过何种参审制度能够对法官的过度能动司法进行有效制衡,则是完善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应当重点关注的内容。

3. 通过廓清“事实审”和“法律审”之间的界限,为有效审理案情错综复杂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准备条件。我国关于人民陪审员的审判职能定位的规定最早见于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其中第11 条第1款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这意味着人民陪审员在“事实审”和“法律审”方面都有着专职法官同样的权利。但是随后的实践证明上述职能定位并不理想。基于此,在之后的司法改革过程中,中央在顶层设计中对人民陪审员职能进行了调整为“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出台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中“人民陪审员在案件评议过程中独立就案件事实认定问题发表意见,不再对法律适用问题发表意见”的规定是对这一调整的明文确认。此后,鉴于试点工作中也遭遇剥离陪审员“法律审”职能导向下的法庭构造和审判人员合议规则设计困境,《人民陪审员法》采取了折中处理的方式,这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中体现为人民陪审员享有与法官同等的“事实审”职能和有差别的“法律审”职能,即对法律适用发表意见的权利。换言之,司法改革以来暗含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可以截然分开的逻辑前提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并未对事实与法律问题加以界分。客观上来说,事实和法律本身难以截然地分开。尤其是在科学证据案件中,由于诉讼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分别对应了事实和法律,因而都具有混合属性。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更是盘根交错。综上,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混杂加上缺乏区分两者的历史积累,都给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陪审员“事实审”和“法律审”的并行不悖带来难度,亟待出台有效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方法。

4. 通过建立专家陪审员制度,为有效认定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的科学证据创造条件。科学证据对于诉讼中的事实认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体现得尤其明显。美国法学家达马斯卡甚至预言,科学证据“将会把经验常识从事实认定中彻底清除”。关于科学证据的认定,《人民陪审员法》没有明文规定,然而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现实,科学证据对于作为大众代表的陪审员而言,如何在陪审中对有效地审查判断科学证据就成为难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情况必将随着《人民陪审员法》降低陪审选任门槛、陪审员随机抽取等条款的实施而更加明显。针对法官和普通陪审员多缺乏专业科学知识的困境,一些法院正在探索引入专业陪审员进行弥补的可行性。不可否认,在以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代表的特殊案件中引入专家陪审员确实有利于从专业角度质疑鉴定意见并善于说理促成调解,为认定科学证据、查清案件事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法官及时、准确判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符合我国历来的实用主义传统。但陪审员制度作为保障司法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如何尽量保障人民陪审员的平民化方向与专家陪审员的精英化方向有着天然的紧张关系。因此,如何在保证陪审制度民主性、代表性的基础上构建起同样运行良好的专家陪审员制度,在两项目标之间达致精巧的平衡,是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又一关注重点。

三、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之完善路径

正因为现有立法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回应性不足,基于既有基本框架对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就具有了必要性和紧迫性。要保障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有序进行,陪审员的选任方式、参审方式以及专家陪审员制度应当成为首先关注的重点。

(一)完善陪审员选任方式

相较于其他案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牵涉到多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同时也需要对大量科学证据进行认定。因此,后续司法解释也应当分别对普通陪审员以及专家陪审员的选任进行规定。具体说来,就是如何落实普通人民陪审员的附条件随机抽选和专家陪审员选任条件的适当放宽。

1.普通人民陪审员的附条件随机抽选。《人民陪审员法》的相关条文基本构建起了普通陪审员的选任方式。但是,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的陪审员组成,实际上还承担着动态调整两造结构的作用,因此笔者建议普通陪审员的确定应当在坚持随机抽取原则的情况下,分情况进行一定的特殊规定。(1)如某一案件不需要专家陪审员参加审理,且起诉主体为检察机关或半官方性质的环保组织时,则4名陪审员中至少有2名与被告所从事的行业有较高关联度的陪审员参加,以保证相对弱势的被告的权益有被充分考量的可能。(2)如某一案件不需要专家陪审员参加审理,且起诉主体为民间环保组织时,则4 名陪审员中至少有2名与起诉主体所从事的行业有较高关联度的陪审员参加,以保证相对弱势的起诉主体之诉求能够被最大程度地考量。(3)如某一案件需要1-2名专家陪审员参加审理,且起诉主体为检察机关或半官方性质的环保组织时,则4 名陪审员中至少有1名与被告所从事的行业有较高关联度的陪审员参加,以保证相对弱势的被告的权益有被充分考量的可能。(4)如某一案件需要1-2名专家陪审员参加审理,且起诉主体为民间环保组织时,则4名陪审员中至少有1名与被告所从事的行业有较高关联度的陪审员参加,以保证相对弱势的起诉主体之诉求能够被最大程度地考量。

2.专家陪审员选任条件的适当放宽。由于符合担任专家陪审员的公民本就不多,如果进一步区分专业,则能够担任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专家陪审员的人数必定少之又少,在这一情况下如果仍然从不加选择的候选人中采取随机抽选方式,则可能因为人数太少而使《人民陪审员法》第9条的随机抽取陪审员候选人的规定流于形式。考虑到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组织内的专业人士较为集中,并且对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较为熟悉,可以在决定专家陪审员候选人时,不进行随机抽选,而是由各行业协会、专业机构提供所属行业或专业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名册,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这些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分类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的人员再根据专家陪审员各专业要求进行随机抽选确定最终的专家陪审员子库人选。结合《人民陪审员法》的相关规定,笔者建议专家陪审员的抽取可以不适用该法第9条的随机抽取规定,但是仍然应当适用该法第10条、第19条的随机抽取规定,同时对该法第11条的“个人申请”做扩大解释,将单位推荐、个人未作出明确反对的表示认定为适格的“个人申请”。

(二)完善陪审员的参审方式

陪审员的选任仅仅是保障陪审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在科学合理选任陪审员的基础上保障陪审员的高质量参审,方能最大程度地实现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作用。从当前来看,保障陪审员的参审需要解决前提和过程两大重点问题,前者主要是“事实审”和“法律审”的相对明确,后者主要是合议程序的完善。

1.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区分标准的明确。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并未区分“事实审”和“法律审”,法律规范中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规定非常模糊,可供借鉴的规范几乎没有。因此,可以借鉴域外经验,尽快设置较为成熟的区分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有:(1)是否为诉讼法上的程序性问题。法律的程序性问题为法律问题,反之则为事实问题。(2)是否需要直接借助证据判断。需要直接通过证据来证实才能得到认定的是事实问题。(3)问题是否只有受过职业训练的法官才能理解。如果一个问题只有受过法律职业训练的法官才能作出解答,那么这个问题可以归类为法律问题。(4)是否是重复出现的问题。若某一问题频繁重复出现,已经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了防止法院裁判与社会共识发生冲突,避免后续类似案件同样面临裁判困境,就可以将此类案件作为法律问题,交由法官统一裁判尺度。

2.创新庭审合议程序。完善庭审合议程序的重点就是如何保障人民陪审员高质量地参与到整个庭审过程当中,其中尤以如何保障调查发问权和表决权不受限制为关键。庭审是保障合议有效高质的基础,专职法官应当自觉认识到除法律程序由期掌控外,其余事项都应该保证人民陪审员自主审判的实现。庭审后,由合议庭从当事人的主张和庭审中讨论归纳整理出争议焦点,再由法官参照区分标准自由裁量,将问题归类,找出需要认定的事实范围,交合议庭讨论、决策。同时为了更便于人民陪审员操作,可以在合议阶段引入前文提到的问题列表制度,将从案件争议焦点中提炼的评议事项分为法律问题和实体问题,如条件允许,可再将每一特定事实按照同一模式简化为只需回答“是”或“否”的问题,最后制成书面表格发放给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独立表决。

(三)完善专家陪审员制度

专家陪审员制度虽然天然与陪审制度的民主性要求存在一定紧张关系,但却是在科学证据越来越多、经验常识日渐边缘的客观情况下的必然选择。专家陪审员与普通陪审员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更多是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为后者及职业法官客观、正确对待科学证据提供智力支持;后者则更多基于内心确信和经验常识为审判的民主性和可接受性提供支持。专家陪审员与职业法官的最大区别在于,专家陪审员具有事实认定的权利,但是一般不拥有法律适用权,而职业法官拥有绝对的法律适用权。专家陪审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法官的工作压力。为维持合议庭事实认定工作的正常运作,应当着重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完善与专家陪审员制度密切相关的鉴定人出庭制度。鉴定人出庭是在法庭对鉴定意见存在异议时,由鉴定人出庭就鉴定意见接受当事人双方质证的过程。一方面,应当从程序上保障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对质权。(1)合理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现今法律并未规定鉴定人必须出庭的情形,给法官留下了较大的裁量空间,这使得鉴定人出庭率低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转换为了法官通知鉴定人出庭率低的问题。因此,应当适当限制法官裁量权,例如在当事人提出出庭申请而法官不予准许时,法官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并赋予当事人提起复议的权利。(2)建立当事人与鉴定人对质的流程,包括鉴定人发言的顺序,法官、诉讼参与人、公诉人对鉴定人发问的顺序等,以便鉴定人能够充分接受质证。另一方面,应当建立健全鉴定人保障机制。鉴于鉴定人人身安全、出庭费用等问题对鉴定人出庭意愿的影响,应当针对鉴定人安全保障、经济补偿等方面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明确规定鉴定人及其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问题;并可仿照证人出庭费用的解决方式,规定鉴定人的出庭费用由申请方先行垫付,最后被败诉方承担,保障鉴定人出庭无后顾之忧。

2.完善与专家陪审员制度密切相关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在质证阶段,专家辅助人可以帮助法官、陪审员和当事人正确理解和认识科学证据,有助于事实裁判者发现科学证据的差错与问题。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来看,专家辅助人出具的意见为代表申请其出庭一方就鉴定意见发表的专业质证意见,等同于申请方的控诉意见或辩护意见。这是专家辅助人与鉴定人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实践中,即便最高人民法院强调专家辅助人出具的意见不是证据,但是两者的混淆仍然十分普遍,专家辅助人出庭往往更趋近于被质证而非辅助。为推广专家辅助人制度的适用,有必要以法律明确专家辅助人的“助手”身份而非被质证的对象,严格规范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的职责分工及其参与庭审的方式与流程,明确区分其意见的性质。

3.构建“鉴定人—专家辅助人—专家陪审员”的三元主体认定机制。在专家陪审员制度未建立时,对科学证据的认定基本依赖于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即“鉴定人—专家辅助人”二元主体认定机制。在这种二元结构中,由于专家辅助人制度很少使用,因此鉴定人通常处于认定科学证据的核心地位。在专家陪审员制度建立之后,由于专家陪审员的加入,“鉴定人—专家辅助人”二元结构被打破,同时也由于专家陪审员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近乎标配的存在和与法官同等的“事实审”权利,鉴定人也不再处于核心地位,三种主体的关系转变为共同发挥法庭辅助性功能。在“鉴定人—专家辅助人—专家陪审员”的三元主体认定机制中,鉴定人、专家辅助人、专家陪审员应当相互协作、互相监督,为准确认定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科学证据贡献自己的专业力量。为了保证结果的公正性。该认定机制应当包括充分的质证程序和公示程序和质证程序。在看到三元主体认定机制有利于更加准确地认定科学证据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多主体认定背后的高昂诉讼成本,因此对该机制应当审慎适用并附加一定的适用条件,即必须是诉讼标的额较高或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如此方能以尽可能低的制度成本获取尽可能高的收益。

四、结语

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要求同样具有特殊性的陪审制度与之相匹配方能顺利运行。其中,陪审员选任、参审方式以及专家陪审制度三类问题是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重中之重,三者有机结合,共同进一步完善了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基本框架。陪审员选任的条件和程序直接决定了在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能在多大程度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科学合理的参审方式能够使人民陪审员能够在明确的职权范围内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经验常识来有效审理复杂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定位准确的专家陪审员制度则既能够与普通陪审制度相协调,最大程度地减少陪审员专业化、精英化对陪审制度民主性、代表性原则的冲击,也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在审判过程中面对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更加游刃有余。必须指出的是,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需要关注的问题远不止本文涉及的内容。环境公益诉讼陪审制度的其他方面,如陪审制度运行环境、陪审员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证据规则等问题都对这一新型制度的实施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赖学界同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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